不久前连续看了几部美国电影，从《被解放的姜戈》到《林肯》，特别是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故事片等三项大奖的《逃离德黑兰》，竟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自己解嘲说，是被好莱坞电影洗脑了，但冷静一想，其实是动心了。这些影片打动我的绝不仅仅是其制作技术的精良和视听奇观的冲击，更是其中所表达的一种贯穿了尊重个体、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以《逃离德黑兰》为例，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叙述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革命军攻进了美国在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将大使馆工作人员劫为人质。但有6人逃脱并躲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家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派专家唐尼以拍摄电影的名义，到伊朗营救这6人。好莱坞还特地为营救活动虚构了电影项目。但是当正要执行逃离计划时，美国政府为了让军事行动合法性不受质疑，突然要求放弃营救活动。但唐尼经过艰难抉择，不愿意让6个已经暴露的美国同胞面临绝境，毅然擅自决定继续执行营救计划，逼迫中央情报局配合营救，最后6人死里逃生、成功获救。

这部影片，基本是线性戏剧性叙事，采用危机、任务、波折、营救、困境、成功的基本类型模式，视听语言中规中矩，在艺术上并无特殊价值，但是却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三项大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故事”像打动我一样打动了评委。这部电影表现了一个美国英雄，从遵命到抗命，最终拯救6个陷于绝境的美国人，似乎是一部典型的美国式主旋律电影。但是，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部表现美国人“胜利大营救”的影片为什么能够打动我甚至全球众多的非美国观众？相反，我们国产的许多主旋律电影为什么却很难打动我以及大众大多数中国自己的观众？（本文已发表于《大众电影》2013年第15期卷首）

其实，关键在于好莱坞电影与中国式主旋律电影所体现的价值观差异。中国主旋律电影，有两个普遍性特点：第一，国家凌驾于个体之上，集体淹没个体，使命替代生命，所以主旋律影片中的英雄，往往不食人间烟火，公而无私、舍己奉献，将抽象的整体价值高置于个体生命和价值之上。这种道德圣人的不可模仿性，与个性意识、生命意识、人道价值等隔绝，往往导致价值观表达的虚高和架空；第二，主旋律影片中的所谓“英雄”，都仅仅是道德英雄，在现实中却往往体现出“好人无好报”的结局，多数英雄模范人物最终“非死即伤即残”，白血病、肝癌、肺癌、车祸等等往往成为这些正面人物最后归宿，其英雄的示范和引导功能被降低到最小限度。道德圣人学不到，悲情英雄不可学，是中国式主旋律电影大众引导能力缺失的重要原因。

相反，《逃离德黑兰》在价值观上，表达的不是人人必须爱国家，而是国家必须爱人人。如同《拯救大兵瑞恩》一样，国家有义务不惜代价地去保护每个个体、每个公民，国家不应该有保护公民之外的抽象价值，国家价值就是保护每个自己的公民。唐尼作为国家机器的一员，保护和营救公民也是他的职责与使命。当国家为了某种抽象的整体利益，阻止唐尼继续营救行动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违背国家的命令，最终国家机器也不得不服从于个体生命至高无上的核心价值，最终完成英雄大逃离。通过精心选择的故事，不强调人人爱国家而是强调国家爱人人的核心价值观，其实恰恰更巧妙地让电影观众产生人人爱国家的认同感和整体感。

当然，不仅是这部电影，无论是表现好人好报、天道酬勤的好莱坞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iness，2006年），或是表现美国军人宁愿冒着影响战争进程的风险也要前往菲律宾营救被困在卡巴那图的盟军战俘的《大偷袭》（The Great Raid，2005），这些影片都在传达一种最高价值观：生命个体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价值，除非他自己愿意为更多个体生命而自觉放弃自己的生命价值。这种价值观的出发点，是从个体人开始的。英雄不是为追求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而成为道德完人，而是为了捍卫个体生命价值而付出牺牲。国家和整体的价值恰恰在于尊重和爱护每一个个体生命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施舍价值给个体生命。换句话说，好莱坞电影的核心价值传达，不仅通过英雄成功的胜利故事来完成，更重要的是通过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完成。这些影片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人人爱国家而是国家爱人人。在《逃离德黑兰》中，唐尼宁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和国家利益受到可能的伤害，也绝对不把同胞留给“敌人”杀戮；在《拯救大兵瑞恩》中，米勒小组宁愿自己身陷绝境，也不愿意让一个母亲逝去最后一个儿子……这里体现的不是一种价值换算，而是某种人道主义的信念。

前一段时间，电影界在讨论如何将主旋律电影转变为主流电影，除了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观念层面的问题也许更加突出。究竟是以“人人爱国家”为出发点，或是以“国家爱人人”为出发点，也许恰恰是自娱自乐的主旋律电影与感动大众的主流电影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也许只有我们表现出国家爱人人的时候，电影才能真正影响到人人去爱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