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特殊国情、微博的传播力量到政党媒体同时出现“左”“右”两种属性报道等特殊现象，尹鸿以学者惯用的结构性思维分析了中国媒体的表象与核心，以及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官方三者之间，既共存又紧张的关系。

　　尹鸿：中国舆论控制和舆论自由的矛盾一直存在，舆论控制又随着社会的变化在波动起伏。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谈新媒体推动中国社会变革

　　“中国传统媒体的核心肯定跟政治息息相关，新媒体会影响和改变传统媒体，但这种改变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在接受本报访问中，分享了他对中国媒体的看法，并以此语作为观察结论。

　　从中国特殊国情、微博的传播力量到政党媒体同时出现“左”“右”两种属性报道等特殊现象，尹鸿以学者惯用的结构性思维分析了中国媒体的表象与核心，以及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官方三者之间，既共存又紧张的关系。

　　微博传播力及过滤性强  

　　谈中国新媒体，就不能不谈近两年在中国兴起的微博，因为它已成了传统媒体之外，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对于微博，尹鸿给予高度正面评价，并赞叹微博的两大功能，传播力强和具过滤功能。而这两个功能主要靠两大技术设计在推动，一是粉丝制、一是实名制。有了庞大的粉丝群，就有巨大的传播力，因为信息可以像传染病那样，3万人粉丝可以再传给30万人的加乘效应快速传开来。有了实名制，就有了看门人，有头有脸的名微博主不会随便乱发信息。

　　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9月2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突破5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其中社交网络的发展引人注目，约有一半以上的中国网民通过社交网络沟通交流，分享信息。此外，微博登记用户也已增至约2亿。

　　大国人口多，动辄上万上亿，尹鸿推估在中国有上百万粉丝的微博主，已是数以万计，这个粉丝群已经超过了一个中等国家的一张全国性报纸的发行量。再加上微博的传播方式是推送性的，一个人发一条信息，几百个粉丝同时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去跟贴、去补充信息，这也使微博完全形成了“自媒体”。

　　中国的传统媒体信息门槛很高，这样的媒体生态也给微博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尹鸿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中国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媒体是国有国营，有很强的政党性，它的信息管理相对比较封闭，而绝大部分的新媒体都是市场媒体，如搜狐、新浪、网易、腾讯等，有的甚至还是上市企业，所以它有很大的盈利冲动，有很大的开放欲望，它正好给进不去传统媒体通道的大量社会信息，提供了流通渠道。

　　微博推动传统媒体变革

　　从最早的论坛、博客到微博，中国新媒体经历三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尹鸿认为，微博比论坛和博客更具传播力和开放性，一条信息出去后，可能两个小时内就会形成舆论，“舆论市场”就是微博的特色。 而且微博不只传播信息，那些信息还会附带压力，形成舆论监督的效果。过去两年来，钱云会事件、李刚事件、郭美美事件、还有引人关注的温州动车追尾事件，都显示了微博巨大的威力。特别是动车事件，网民在微博上对细节和数字的质问，迫使当局做出反应，也迫使传统媒体必须跟进报道。

　　虽然在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微博上出现过包括埋车头、抢通车、不救人等各种混淆的信息因而招致官方舆论抨击。但尹鸿认为，一个始终不变的真理是，“只要有真相，就不怕谣言”，“谣言可以逼出很多真相，逼人出来做解释，没有看到真相的每一个地方，网民们就会抓住每一个细节”。

　　在这样的互动和传播模式中，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监督社会的功能，并且推动传统媒体变革。尹鸿说：“过去我们非常相信，通过舆论的控制能够让群众不知道好多事，但新媒体的出现使大家发现，这个社会变得非常透明，它逼着传统媒体解放，要不然舆论就全部被新媒体引导。”

　　以故宫失窃案为例，尹鸿说：“过去谁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样？人民日报不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有了微博后，我们开始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件，那你传统媒体能不改革吗？”

　　官方可借微博管理社会

　　不过，从新媒体快速抢占信息制高点的趋势来看，它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极可能触碰官方的底线，使得新媒体必须逆市场潮流而做出妥协或调整。尹鸿认为，妥协的过程肯定会有，包括微博上的“辟谣联盟”也可能是有关部门提出来的，遇到“社会重大敏感特殊事件”也可能出现屏蔽和删除。但总体而言，他认为官方还是会让微博在比较宽松的状态下运行。

　　以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为例，一些观察人士判断，因为微博舆论给官方造成不小的压力，当局有可能收紧对微博的管控。但当网民包括社会知名人士出来维护微博的权利时，紧张态势就缓解很多，所以尹鸿判断，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官方的三边关系，未来肯定会碰撞，但还是可以走下去，“有紧张性，但还是能够共存，因为大家都需要彼此”。

　　他说：“中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因为它完全是由党和政府进行全方位管理。这么巨大一个国家，这么复杂的社会阶层，这么辽阔的区域，中央政府是很难真正把每个地方都管住的，因为那会需要巨大的管理成本。所以实际上，他们也依赖微博来帮助、来强化对复杂的社会进行管理。我觉得中央在这点上，反而把微博当作社会管理的工具，比如反腐啊、对惩治社会不公的事件、拆迁事件等等。”

　　对执政当局而言，市场化的新媒体肯定利弊并存，但尹鸿指出，一个关键点是大多数的微博使用者都是城市人，他们都是有产阶级，这群人不太会有过激的行为，对社会的直接危害度也比较低，无产阶级的行动性会更强，因为他真的一无所有，房子被拆了、地给征了，就很容易出现暴力性行为，而恰恰这群人不是新媒体的主体。

　　政改方向不清　传统媒体尴尬

　　中国权威性的传统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明年初将改版的消息受到舆论关注，两名年轻主播上周日已经亮相。尹鸿不排除《新闻联播》改版的部分原因是遇上新媒体的竞争。尽管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的新闻节目近年来取得很大的进步和改变，时效性和现场感增强，甚至是像揭发黑心瘦肉猪的监督报道都做得很不错，但是尹鸿对《新闻联播》的改革不抱太大期望，因为它的“功能太特殊了”，它肩负着政治任务，历史上改版多次却是“改一步、退回去，有时甚至是改一步，退两步”。

　　不管哪个国家，其社会都离不开政治，更何况是以党和政府为一体的中国。尹鸿认为，就是因为政治改革方向不清晰，官方对媒介的政策才不清晰，所以才会出现同个媒介的新闻内容南辕北辙的现象，“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找不到平衡点”。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24小时的新闻是改进了，但同个媒介的节目《新闻联播》改变不大；又例如《人民日报》的头版还是说官话，但其他版面如评论版的评论可以很尖锐，结论和观点和头版完全不一样。

　　改革开放之后经历30多年巨变的中国至今还在摸索着，媒体是多元化了，但社会也相对复杂了。 回溯过去30年中国媒体的变化，尹鸿点出不变的核心问题是，“舆论控制和舆论自由的矛盾一直存在”，“舆论控制又随着社会的变化在波动起伏”，80年代传统媒体比较解放，90年代以后更加封闭，进入新世纪，新媒体出现以后，它又相对的开放些，现在则是处在封闭和开放并存的阶段。

　　至于中国新旧媒体未来会怎么走，则是一切看政治。他说：“市场媒体的竞争会影响传统媒体，但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不解决，竞争就不能改变传统媒体的核心跟本质。传统媒体的核心肯定是跟政治息息相关的。新媒体会影响和改变，但这种改变最终会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他跨越文学、电影与新闻

　　在为专访做功课时，一度对尹鸿教授的身份混淆。网上资料显示，尹鸿，重庆合川人，本科修文学，他还是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电视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他在多个访谈中，还对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做非常精辟的分析，一看就是行家。

　　对于自己跨越文学、电影与新闻的经历， 尹鸿笑说，电影仍是最爱，但新闻是责任，而身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当时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因为中国很多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上了他也感兴趣的文学系。到了念博士阶段时，正好中国电影电视发展很快，加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环境与电影搭上，促使他走上电影这条岔路。

　　尹鸿回忆道：“我学习的地方在北京师范大学，边上是北京电影资料馆，一边是北京电影学院，另一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所以有很多与影视接触的机会，而且那个学科也没多少人念，他们主动把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招去学电影博士。我就从那儿开始走上研究电影与电视剧之路，然后因为电视节目又跟新闻扯上关系。”

　　从文学到影剧到新闻，记者解读尹鸿教授“越来越靠近真相”，而当事人则认为是“越来越靠近跟社会的关联性”。尹鸿说，自己更喜欢电影电视，但他自觉新闻传媒现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起更关键的作用，加上自己工作岗位的转变，都使他决定投向新闻媒体的研究领域。 教授有感而发地说：“全世界的社会改革，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改革、这种社会改革都是从媒介开始的。因此现在对我来说更多的可能是责任感。新闻传媒对社会的重要性，逼着我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中国传统媒体变“全媒体”是资源浪费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中国传统媒体纷纷朝“全媒体”机构的方向发展，希望把自己采集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多种方便快捷的传播终端投放，试图将自己的信息效益最大化。

　　不论是中央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或是地方媒体及市场媒体如南方报业集团及深圳广电集团等等，都采用这样的策略。尹鸿教授认为，这种逼着自己变成什么都做的“全媒体”模式，将形成资源浪费并带来恶性竞争，因为中国本来就缺人才、市场和技术。所以比较稳妥的是走西方或其他国家的市场合并模式，但中国媒体的属性和结构却又使它无法在市场融合。

　　尹鸿解释说：“比如我是做电视的，我是“时代华纳”，我需要报纸，那我就要买一个《时代》，那我们俩就合一块了，这就解决‘全媒体’化的问题了。可是中国不行，你买不了《时代》，因为它不进入市场，那我就只好自己建一个《时代》，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在中国，因为行政机制的关系，市场融合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市级办媒体，而且是分行业办媒体，你这个行业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你，我们俩想合并不可能，因为国家管理部门就不一样了。” 尹鸿说，由于中国目前的“全媒体”机构仍然靠传统媒体挣钱，新媒体几乎没有盈利，所以他认为，在中国最好还是做内容供应商，然后向不同的平台分发信息，而这恰恰也是传统媒体的强项。 另外，尹鸿也指出，因为中国的市场化新媒体还没有新闻采集权，它们得通过传统媒体或者国有媒体办的新媒体取得信息，这将给传统媒体带来更大的空间。